日本為什麼能？

日本為什麼能？災民想到別人也是災民  / 聯合報╱社論

全世界大概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關注日本災情，廿四小時疲勞轟炸式的報導，反覆不休的細節呈現，政治人物尖刻忘情的質詢，弄得社會神經緊繃。也正因為這種焦躁，許多人更注意到日本民眾面對災難的沉著反應，他們大多驚而不亂、慟而不哀、泣而不號、悲而不怨，面對大難保持高度自制，讓人佩服。
讓台灣注目的，除了日本媒體報導災難的平實、自斂、不煽情，印象更深刻的是一些尋常百姓的場景。例如：不搶購物資，大家只取所需，把飲水和食物留給別人；逃難遇上塞車也不超車、不按喇叭、不逆向行駛，即使隔壁車道空著；在窘迫中仍維持排隊文化，老人優先、兒童其次，然後是一般民眾，不爭搶吵架。而「福島五十死士」志願死守廠區抗核，宛如「忠臣藏」赤穗四十七義士的現代版，電影裡的傳奇，發生在真實的日本。
日本民眾不把災難當成脫序的藉口，不覺得自己的苦難比別人嚴重而有發洩的權利，他們知道別人也是災民。人民循規蹈矩，是法治國家的常態；但遭逢大難仍能保持秩序，靠的是更深刻的社會倫理，公民的素質即在此看出高下。如果不從玄奧的民族性去解釋，日本文化中特殊的恥感、後手哲學、武士道精神，都在強調這樣的榮譽精神：想到別人的感受，顧慮別人的看法，承認別人的同等權利。
不只台灣，西方國家對日本人的表現也感到欽服。大規模災難發生後，往往會因物資缺乏及公權力失效引發偷、搶等失序現象；美國卡翠納風災後，紐奧爾良即發生暴亂，如同無政府狀態。日本這次震災，堪稱是二次大戰後工業國家所遭逢過最嚴重的劫難，日本政府的表現或有可以商榷之處，但日本人民的成熟、節制卻讓世界刮目。
回顧九二一地震及多次風災，台灣社會的表現也可圈可點。慈濟等義工團體迅速向災民發放食物，民眾主動投入救難，提供災民精神和物質撫慰；政府救災效能或不如人意，民眾至少不必擔憂挨餓受凍或遭劫掠。不同的是，在台灣搶購物資者有之，發災難財或竊占救濟物資者有之；災區除了悲不可遏的哭號，不時發生民眾責罵官員或救難人員的景象，讓人心亂如麻。更不堪的是，常有外地民眾湧入災區「觀光」，增加交通阻塞、妨礙救災，幸災樂禍地嘻鬧留影，絲毫不顧災民感受。光這點，日本社會的表現，即讓我們汗顏。
台灣民主化的近廿年，整體的法治在進步，但社會道德與倫理的厚度卻變得澆薄；民眾主張自己權益的聲音變大變強，但體念別人感受的同理心卻變淺變弱。這種現象，與政治的分化有關。在藍綠對峙下，社會的「共同感」遭到破壞，任何事故或災難發生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是「誰的責任」，而不是「怎麼解決」。早年台灣人民心中的「大我」，涵蓋了整個國家；現在人們心中的「大我」，卻只容納自己支持的那個陣營。試想，一個分化的國家，朝野每天忙著彼此找碴，網民每天在網上對陣叫罵，恨不得消滅對方；這種景況，一旦遇上大難，如何可能會有一條心？如何可能有餘裕想到別人的感受？
而若一位綠營立委在立院質詢，要求台電公司比照福島電廠交出「台灣五十死士」的名單，這真是殘酷冷血的政治作態。福島的死士，是看到國家有難，無畏地志願上陣抗核，這豈是隨便交出一組名單就能解決的事？不在平日用心審慎監督每一個安全環節是否扣緊，就算有五百壯士，又能如何？
在品嘗多年重鹹、嗆辣的民主口味之後，看到日本人民面對災難的沉穩、無怨，就像照妖鏡般，讓我們映照出自己不必要的焦躁和虛耗。日本政治百孔千瘡，所幸行政體系運作健全，最可貴的是人民扮演了重要的穩定力量。在災難中，不忘別人的需要和感受，是文明的深邃課題，日本人為我們上了這一課。 【2011/03/18 聯合報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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