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大千留给儿子最值钱的遗产/ 2013-09-08 张心庆
今年4月，一些媒体刊登了一条消息：国画大师张大千的一幅画《爱痕湖》，在北京嘉德拍卖公司拍出1.008亿元人民币的天价，这在中国绘画史上是空前的。当时，我正在美国休斯敦探望大女儿。说实话，我心里也很激动。爸爸的画价值连城，能为中国、为东方甚至全世界所认可，是值得庆幸的。
此画如此昂贵，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，也有人对我说：“张心庆，你是张大千的女儿，肯定有他的画，不说多，两三张总是会有的……”我哭笑不得。我不可能逢人就解释，“文革”期间，这些画早就被抄了……过去的事，老重复说也没有意思。
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!真的，我现在也算得上是个“无产者”。我后悔吗?怨恨吗?不，什么都不。人不能抱着过去的恩恩怨怨不放手。爸爸曾教育过我：“好女不穿嫁时衣，好儿不吃分家田”，人总得自力更生，独立坚强地生活。这些(画)是有形资产，损失了不算什么。我心灵的财富，那才是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珍宝。
很多年前，我就想写写爸爸张大千，让世人知道，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;在一张张绚烂画作的背后，他有着一颗怎样的心灵;作为一位享誉东方的绘画大师，除了有炉火纯青的绘画技艺，他的心中又蕴藏着哪些秘密。我想，这些才是爸爸留给我最宝贵的遗产。
爸爸教我做人道理
1930年，我出生在上海，那时，爸爸31岁。我们家祖籍广东番禺。这事儿，爸爸说过不止100遍。阿公(祖父)原来是个小盐官，阿婆(祖母)是位大家闺秀，聪明能干，诗、书、画、刺绣都很在行，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绣女。阿婆什么都好，就是爱包办子女婚姻，子女都很孝顺她，也不反抗。我父母的婚姻就是阿婆包办的，以致他们之间没有感情。母亲曾正蓉结婚11年，才生了我一个女儿，爸爸的事业心特别强，时常在外东奔西走，很少在家，更何况他们两人是包办婚姻呢。
我一生有过4位母亲。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，爸爸既然组织了这样一个家庭，我也感受到它的温暖，那就接受它吧!我爱我的爸爸，也爱他身边的人，就像我妈妈说的：“我爱我的丈夫，也爱他的父母以及每一位家庭成员。”
爸爸在我幼小的心灵中，播下的第一颗种子，就是“孝敬老人、关爱老人”。我现在已经是一位81岁的老人了，但5岁时的一个场景，我至今还记得。
1935年，我家住在安徽省宣城市郎溪县，阿婆卧病在床，爸爸从北京特意回来看望她。一进门，爸爸就给阿婆磕头，说：“您老人家病了，我没有回家伺候您，是最大的不孝，请您想开些，不要生气……”爸爸急急忙忙去了厨房，端来一大盆热水，他把阿婆抱起来，给她洗脸、洗手、剪指甲，然后把阿婆脚上的袜子脱掉，我一看，惊呆了，阿婆竟有一双被扭曲的小脚。爸爸耐心地将裹脚布一圈一圈地解开，给奶奶轻轻地洗脚，慢慢地按摩。那时候，爸爸在中国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，可是回到老家，他竟然还能为阿婆洗脚……我对爸爸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。
爸爸是一个很重情谊、懂得感恩的人。他不止一次对我们几个孩子说：“我幼年时，家里贫寒，你们的奶奶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常给别人绣花、做嫁妆;家里的事情全靠你们的三伯母照应，她把我拉扯大，我永远忘不了长兄为父、长嫂为母。”因此，爸爸成年后努力画画，把这个家的担子担起来。每当爸爸开了画展回家，总是买最好的东西送给哥哥嫂嫂，然后才是自己的妻子。对我们小一辈的子女也是如此，把好的先给侄儿侄女，最后才是我们。爸爸有兄弟四人，加上下一辈的子女总共有二三十人，有困难，大家一起想办法，谁有能耐，谁就多担一点。
爸爸不但管家里的人，还主动帮助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家属。有一次，一位师兄的妻子生病住院，家里没钱，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学的学费，交了住院费。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：“……爸爸的手是画画的手、神秘的手，可以呼风唤雨，改天换地。想什么，画什么，要什么，有什么。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、勤劳的手、智慧的手。给奶奶梳头、洗脚、剪指甲，把病中的女儿从深夜背到黎明，给朋友烧菜、做饭、炖鸡汤……”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。
“画美，心灵更美”
1943年，我刚上初中，已经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念。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上学，爸爸从不硬性要求成绩好坏。但有一点，他对子女们的生活习惯、道德品质非常重视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张家的子孙后代有三戒：戒烟、戒酒、戒赌。因此，我们的大家庭中，没有一人敢抽烟、喝酒、赌博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有关爸爸的小故事，标题是《张大千——世界上最富的穷人》，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一点。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，爸爸常在各地开画展，收入不菲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们家并不富裕。根据爸爸的收入，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，住豪门大宅，可我们的家却“富可敌国，穷无立锥之地。”家里的住房，全是租借朋友的。
钱究竟去了哪里?大部分用来买古画。爸爸不断地钻研、临摹，特别喜欢一些艺术大家，如石涛、八大山人、唐伯虎、郑板桥等人的作品。只要喜欢的，是真迹，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。渐渐地，他成了古画的专家、收藏家和鉴定家。爸爸为了画出自己的风格，大胆向古人学习，向民间学习。临摹敦煌壁画时，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、物力，还向银行贷款，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。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子里画呀画，进敦煌时满头青丝，出来时两鬓斑白，那时他才40多岁。
爸爸以画画谋生，但从不吝啬。无论是达官贵人、平民百姓，只要喜欢爸爸的画，向他开口，他都痛快应允，不取分文。1940年抗战时期，我们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的青宫庙，爸爸经常要带许多画具和纸张上山写生，他请了一位叫王青云的人抬滑竿。一天，王青云提出请爸爸给他画个像，爸爸答应了。第二天，王青云大清早来到我们家，手上还提着一只山鸡。爸爸说：“老王啊，你怎么不给我抓一只活的来，这么美的山鸡，画下来多好呀!真可惜……”老王看着自己的画像，高兴极了。
1963年，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。我们住的酒店有两位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，他们怯生生地对爸爸说：“我们想请您画一张画。”没想到爸爸笑了，“你们怎么不早说呢?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。你们每天为我做这么多事，我怎么能不感谢你们呢?我马上动手画。”
那天，爸爸给他们画了一张松下老人，一张花卉。旁边一位客人看得入神，要出高价买这两幅画，爸爸不给，说早有主了。客人一看是服务生，惊讶地说：“我还不如他们?”爸爸生气了：“你有钱可以在我画展时买，我对朋友一视同仁，我们只是工作职业不同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，你好自为之吧!”爸爸把画交给服务员时，他们激动地说：“张老先生，您的画美，心灵更美。”他们深深地向父亲鞠躬，表示感谢。
最值钱的遗产
爸爸是一个精力充沛、勤奋努力的人。每天有画不完的画，写不完的字，吟不完的诗，爬不完的山，走不完的路。每次他外出游览回家，不管多少天的长途跋涉，必定把当天的“功课”做完，画画、写字直到黎明。
童年时，我们最大的乐趣，就是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围在爸爸的画桌旁，跟他聊天。记得有一次，我傻乎乎地问爸爸：“徐伯伯(徐悲鸿)的马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?”爸爸没理我，我又问：“齐伯伯(齐白石)的虾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?”爸爸瞪了我一眼说：“你真没礼貌，小小年纪，不能随便评论老一辈。徐伯伯是专门画马的，当然比爸爸画得好，齐伯伯画虾也比爸爸画得好，我是向他们学习的。爸爸知道自己很笨，所以很勤奋。”
爸爸为人谦逊，常说自己是最笨的人。他在50岁之前，遍游祖国名山大川，50岁之后周游欧美各洲，先后在香港、印度、阿根廷、巴西、美国等地居住，游遍欧洲、美洲、日本、朝鲜、东南亚等地的名胜古迹。所到之处，他写了大量的诗词和写生稿，积累了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。
自从1949年爸爸离开大陆，寓居海外，到他去世的数十年间，我们只见过一次面。但我知道，爸爸像个“万能博士”，不仅艺术有所成就，还会搞园林、雕刻、烹饪……无论身在何处，他宴请宾客都在家里，还是亲自动手。当年在台北，爸爸和张学良，还有当时的台政府高官张群是至交，大家称他们“三张”。他们在爸爸家聚会，饭还没吃完，爸爸发现张学良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出去了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跑到厨房里，去揭墙上的菜单。原来，他见爸爸的菜做得精致，想拿去收藏。这秘密被大家发现后，都争先恐后去拿爸爸的菜单。凡是在爸爸家里当过差的厨师，离开后去开餐馆，生意都火得要命。有的餐厅连名字都是爸爸给取的，其中一家叫“青城山”，招牌菜取名“大千鸡”、“大千鱼”……
爸爸为了追求艺术，从不计较个人得失。1956年，他在巴黎时，主动要求与西方艺术大师毕加索见面，连翻译都不赞成，认为如果毕加索不见，岂不是丢了你东方大师的面子。爸爸为了东西方艺术交流，多次请见，最终见到了毕加索，他和爸爸谈得很好，毕加索说：“绘画艺术，在你们东方。”
爸爸一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但我理解他是热爱祖国的。1952年，爸爸离开香港赴海外侨居时，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期。他把身边最珍贵的古画《韩熙载夜宴图》、《潇湘图》、《万壑松风图》，及一批敦煌卷子、古代名画，以极低的价格半卖半送给了祖国。当时，美国人出高价要买，爸爸没有答应。他说：“这三幅古画是中国的珍宝，不能流入外国人手中，我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。谁叫大陆是我的母亲、我的祖国，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这是我的选择。”爸爸离开大陆后，1954年，我母亲曾正蓉把爸爸临摹的敦煌壁画279幅捐献给了四川省博物馆，爸爸非常支持。
1983年4月2日，爸爸在台北因心脏病发，医治无效病逝。爸爸过世那年，海峡两岸局势不稳定，兄弟姐妹只能望洋兴叹，没能在爸爸墓前叩拜。爸爸生前留下许多的画和古迹，都捐给了海峡两岸的博物馆，就连他的住所“摩耶精舍”都捐献了，这些就是他对祖国的奉献，对祖国的爱。
直到今天，爸爸的教导仍常在我耳边回响：“一个人没有开阔的心胸，怎画得出雄伟壮丽的山河;不喜爱动物飞禽，怎画得出奔腾的骏马，可爱的小鸟;不热爱大自然，怎画得出参天的大树，美丽的花朵……”我在心里不止一次地说：爸爸，这些才是您给我最最值钱的遗产，我深深地爱着您，永远爱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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